2014年05月21日

历史上的佛教名医:佛僧为何通医术?

  在中国佛教史上,有不少来自印度、西域诸国的高僧和中国本土的高僧,通晓五明之学,有的特别精通医术,在之余还医病救人,在佛教史上写下的篇章。

 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研究所荣誉学部委员、研究员杨曾文教授(图片来源:凤凰网佛教)

  编者按:佛教与医学因缘甚深,对痛苦的关注和分析,成为佛家和医家共同的追求。2018年4月8日-9日,第二届海峡两岸佛医论坛在厦门石室禅院举行,海峡两岸高僧、专家学者共聚一堂,共同探讨佛教与医学的关系。为此,凤凰网佛教特别策划专题《医者佛心》,用更多元的视角,更的分析,寻找生命苦旅中的珍贵良药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世界教研究所杨曾文教授出席论坛并做了题为《佛教和医药学的考察与思考》的主题。本文摘录杨曾文教授论文中的部分观点。

  在中国佛教史上,有不少来自印度、西域诸国的高僧和中国本土的高僧,通晓五明之学,有的特别精通医术,在之余还医病救人,在佛教史上写下的篇章。

  当然,作为佛僧,他们自然以精通“内明”佛教三藏为主,其他四明是用来辅助传法的。据佛教史载,一些精于医药的高僧因为能治好疑难病症而受到信任,受到。例如东晋在剡县(今浙江绍兴嵊州境内)传法的高僧于法兰的于法开,精研《放光般若经》《华经》,并且“祖述耆婆,妙通医法”,在一施主家用饭时,适逢主妇难产命危,举家遑恐,主人要杀羊祀神乞求。于法开见此,站出来说:“此易治耳!”先让给妇服肉羹以恢复体力,然后用针治疗,小儿得以平安出生。东晋升平五年(361)在穆帝(孝)病危之际,康献皇后命于法开进宫诊治。于法开一试脉,便知帝命垂危,不复进宫医治。正在朝廷要他交付廷尉惩治的关头,穆帝已死,他得以免罪。哀帝即位后,屡次诏征于法开进京讲经。于法开与朝廷重臣谢安(320385)、王坦之(字文度,330-375)皆有密切交往。有人问他:“师高明刚简,何以医术经怀?”他从容回答:“明六度,以四魔之病;调九侯,以疗风寒之疾,自利利人,不亦可乎。”意为,精通大乘“六度”之教,医治因“四魔”引起的病症;通晓“三部九候”(注:出自《黄帝内经素问》卷六《三部九候论》,将人体分成上(头)、中(上肢)、下(下肢)三部,又将每部动脉各分天、地、人三位,配之以,以此诊断病情,称之为“三部九候”。)的脉法,医治因风寒引起的疾病,既自利又利人,岂不是好事吗?在于法开逝世后,名士孙绰赞曰:“才辩纵横,以数术弘教,其在开公乎?”(注:《高僧传》卷四《于法开传》)

  此外,十六国时期后赵“大”佛图澄(232-349),被奉为最高军政顾问,曾劝谏石虎“不为,不害”。在他和道安等人努力下,佛教在中原得到迅速普及。他除精通佛典之外,还掌握神秘的方术咒术,并且精于医术,“时有痼疾世莫能治者,澄为医疗应时瘳损,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记” (注: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)。

  东魏昙鸾(476-554?)在并州玄中寺(在今山西省交城县)倡,著有《往生论注》、《略论安乐义》等,为中国理论奠定了基础。因生病求医,曾过江“求诸仙术”,访著名陶弘景(456-536),得赠“仙经十卷”,然而回到江北于洛阳遇到译经僧留支,赠他《观寿经》,谓“此大仙方,依之当得”。昙鸾听后,当即将所带的“仙经”焚烧,后来专心。昙鸾懂得医术,在传法过程中还为病,“调心练气,对病识缘,名满魏都,用为方轨”,口碑很好,所著医书有《调气论》,著作郎王邵为之作注,流传于世。此外,据唐魏征监修《隋书经籍志》子部医方类记载,昙鸾还撰《疗百病杂丸方》三卷、《论气治疗方》一卷:后晋刘昫等撰《旧唐书经籍志》丙部医术类载有《调气方》一卷;元脱脱监修《宋史艺文志》子部载有《服气要诀》一卷。

  北周潼州(在治今四川绵阳东)光兴寺宝彖(?561),精研、《成实论》《大涅槃经》,在讲经说法过程中,“外典,相续训导,引邪归正十室而九,又钞集医方,疗闻诸疾苦,或报以金帛者,一无所受”(注:《续高僧传》卷八《宝彖传》)。是以的慈悲胸怀,既行医,又钞集药方,济世救苦的。

  医僧撰写药方的事例,还有如《隋书经籍志》记载:僧莫满撰《单复要验方》二卷、道洪撰《寒食散对疗》一卷、《释道洪方》一卷,智斌撰《解寒食散方》二卷、慧义撰《寒食解杂论》七卷、僧匡撰《释僧匡针灸经》一卷;《旧唐书经籍志》载:僧深撰《僧深集方》三十卷;《宋史艺文志》医书类载:南宋僧文宥撰《必效方》三卷等。可惜对这些僧人的情况不得其详。

  在有的的书库中,除保藏佛教三藏及儒道经史等图书外,还收藏医药图书。据《续高僧传》卷二十六《法融传》记载,唐代禅牛头创始人法融(594-657)居住传法的牛头山(今南京牛首山)佛窟寺里,有“七藏经画。一、二道书、三史、四俗经史、五医方图符。昔宋初有刘司空造寺,其家巨富,用访写之,永镇山寺,相传守护”。所谓“七藏”当是七个书库,分别收藏五类图书,除佛道二教图书外,尚有“俗经史”(当指及诸子、经史)及“医方、图符”。佛窟寺原是南朝宋官至司空的刘姓所建,家巨富,访求各地抄集了这些图书藏于寺书库内。可惜,这些图书在唐贞观十九年(645)夏旱发生的火灾中被了。

  可见,中国历代有不少僧人在向社会各阶层传法过程中也以慈悲从事医疗,治病救人,有的还将自己掌握的医术撰写成书留传后世,对中国中医学的发展作出贡献。